1949年4月，南京城刚刚解放的第一天，一位身穿素雅素色旗袍的中年妇女，步履坚定地来到35军军部门口，直截了当地要求见军政委何克希。哨兵们一时不识她的身份，只得慌忙跑去报告。

没过几分钟，何克希军政委便快步奔来，边跑边满脸惊喜地高声呼喊：“修良，修良同志！我们终于赢了！我们又在这里会师了！”

“是啊，我们终于胜利了！”那妇女同样激动地回应。

两人抛开一切顾忌，跳跃着紧紧拥抱在一起。站在一旁的警卫战士顿时愣住了：我们的首长，怎么会与一个普通“女老百姓”亲密拥抱呢？

当时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员的陈士榘就在旁边目睹了这一切。何克希与那位中年妇女寒暄了一会儿，随后向陈士榘介绍她的身份。得知真相后，陈士榘紧握她的手，满怀敬佩地说道：

“没想到，帮助我们军队顺利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，竟然是一位温婉而又坚定的小女子！”

“国民党军队已经开始向华中地区进攻，南京工作部由于地理限制，已无法有效领导南京的工作。因此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，成立南京市委，由你，陈修良同志，担任地下市委书记。”

1946年3月，谭震林在淮安一处简朴的农舍内，将中央的任命转达给陈修良。虽然她对南京的形势已有所了解，但突然被任命为市委书记，仍令她毫无心理准备。作为负责南京工作的城工部部长，陈修良清楚南京早已是一个充满危机的“虎穴”。

自1922年中央党组织在南京成立以来，地下党组织曾八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。日本侵占南京期间，中共地下组织几乎完全被摧毁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在南京布设了严密的明岗暗哨，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。

看到陈修良陷入深深的沉思，谭震林关切地问：“有什么困难或者意见尽管说。”没想到陈修良抬头平静地回答：“分局什么时候让我动身？”

“难道你不提困难，只问出发时间？”谭震林惊讶地问。

陈修良语气平静，却充满坚定：“困难自然很多，提出来也没有用，只能到了现场一一克服，努力战胜它们。”

“有你这句话，我放心了！”谭震林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4月上旬，在南京地下市委委员朱启銮的陪同下，陈修良正式抵达南京开始工作。起初，她寄居在朱启銮家中，对外谎称自己姓张，是朱启銮的姑妈。

陈修良上任后的第一件事，是召集重新组建的市委召开第一次会议。会议在一位地下党员家中举行，她传达了华中分局对市委的工作指示，同时与大家探讨地下市委如何在南京站稳脚跟。

“一切战斗的前提是隐蔽好自己。”一位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发言，得到大家一致赞同，目光纷纷投向陈修良。她明白，市委书记能否隐蔽，是市委能否存续的关键。

过去历届市委多因书记被捕而全盘垮台。陈修良的藏身难度尤为艰巨，因为她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许多同学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，对地下党的工作方法非常熟悉。

想到这些，尽管心头沉重，她仍平静地对同志们说：“隐蔽与斗争之间，我会把握好分寸，请大家放心。”

为了保护自身安全，陈修良住了一段时间后，决定离开朱启銮家，避免被牵连。她随后与一名地下女党员同住数月，但由于两人均无正式职业，难以应付敌人的调查，她再次迁居。

后来，她与有正式职业、育有一名7岁孩子的地下党员柏炎夫妇组成了新家庭。在柏炎家户口簿上，她被登记为“姑妈”，身份是一名“家庭妇女，文盲”。

陈修良常穿着破旧衣服，行事低调，避免与外人接触。她在外表现出木讷、安分的形象，仿佛一位无争的普通家庭妇女，从不阅读书报，也不主动交谈。

1947年10月，随着新四军派林征夫妇来南京开展地下工作，陈修良再次迁居，与他们组成了“家庭”，依旧以“姑妈”身份出现。但不到一年，因一名地下党员被捕，她不得不重新寻找藏身之地。

最终，她住进了华德电料行，并通过党内同志将股份转给自己，摇身一变成为电料行经理和“老板娘”。

外界称她为“张太太”，虽衣着华丽，却言行举止显得文化素养低，温顺守分。她极少出现在柜台前，即便到访，也不过与女店员闲聊家常，不过问经营状况。

店员们都知道这位老板娘不谈国事，最喜欢的休闲是打麻将，有时甚至邀人通宵玩牌。

三年多时间里，陈修良先后迁居六次，始终安然无恙，在南京这座“虎穴”中稳稳站住了脚。

隐蔽工作做到位后，陈修良开始组织斗争。地下市委最紧要的任务是获取敌情，策反国民党军队。市委为此专门设立了情报和策反两个委员会。

一次，她去市委委员方休家，方休悄声告知她，他有一位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，刚回南京，提醒她说话要小心。

职业敏感让陈修良顺口询问了一些特务情况。当方休提议搬家避嫌时，陈修良立即制止：“贸然搬家反而引人怀疑，不如先观察一段时间。”

几天后，陈修良再访方休家，方休急切地说，妻弟出差了，留下一个手提包，包内藏有一本军事密码本。她立刻让方休取出，发现正是党中央急需的国民党军事密码。

她高兴地告诉方休：“我要借用这本密码本，让情报部门抄录。”方休提醒说只能用半天，下午妻弟就回来。

陈修良立即将密码本交给情报人员，连续工作三小时，赶在妻弟回来前“完璧归赵”。情报人员随即将密码本送往上海，交由党中央。

几个月后，党中央发来嘉奖令，称赞此密码本对掌握国民党情报的重要作用。

一次偶然，她在旧花名册上看到“汪维恒”名字，联想到最近任职国民党军政部副署长的同名官员，怀疑二者为一人。

经组织核查确认无误，且汪维恒已与我党失联十二年。陈修良立即派人重新联络他，并成功将他争取回队伍。

汪维恒抽屉里满是我军迫切需要的绝密情报，第一份提供的是国民党军师以上部队的综合状况表。毛泽东和朱德看到后都不约而同称赞“好”。

随后汪维恒不断将国民党军队动态通过地下党员传至延安。这些情报准确度极高，甚至让顾祝同惊讶：“延安掌握的我军兵力情况，竟比我们自己还详细。”

拿到国民党军政人员花名册后，陈修良开始选拔策反对象。首选是国民党南京空军轰炸大队的飞行员。经过地下党员潜伏劝说，五名飞行员决定驾机起义。

1948年12月16日晚，这五名飞行员驾驶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，飞至总统府上空投下三颗炸弹，随后飞向石家庄。

罗青长在石家庄机场慰问了他们，告诉他们炸弹虽未直接击中总统府，但已令蒋介石震惊，蒋气愤地下令撤换机场司令。

中央军委对这次空军起义首次成功表示祝贺，陈修良却不满足，她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“重庆号”巡洋舰上。

作为国民党海军最先进的舰艇，当时我党六个方面的地下组织都在关注“重庆号”。辽东战役后，舰上蒋树德、王继挺等人私下讨论投诚，并暗中与共产党联系。

陈修良敏锐察觉此线索，牢牢掌控他们，派人组建“起义秘密小组”。

1949年2月25日，起义小组配合中共上海局行动，成功争取舰长邓兆祥，使军舰改变航向，经过九天艰难航行抵达葫芦岛，受到东北军民热烈欢迎。

策反“重庆号”后，陈修良又盯上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。经过两个月策反，王迟迟未下决心。陈修良决定亲自会谈。

初见陈修良，王宴清感到她文弱内敛，难以判断身份。十几分钟交谈后，他心中认定她就是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。

这次会谈成为王宴清起义的转折点。

4月中旬，王宴清率领两个团起义渡江，虽途中遭敌军追击并有重大损失，但极大瓦解了国民党军心，震慑南京反动势力。

蒋介石、顾祝同等痛心疾首，下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速摧毁共产党的地下市委。张耀明无奈叹息：“南京地下市委如此厉害，连御林军都能拉下马，叫我们去哪找？”

随着三大战役接连胜利，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。陈修良和南京地下市委同志分析，国民党关押大批党员，政权崩溃时极可能对他们施暴。因此抢先营救成为重中之重。

通过对国民党司法部司长杨兆龙的策反，杨承诺释放一批“政治犯”。李宗仁任命杨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。

陈修良获悉后加大策反力度，推动杨敦促李宗仁释放全国政治犯。经过与市委副书记刘峰彻夜长谈，杨终于决定弃暗投明，赴广州劝说李宗仁。

李宗仁认为不愿背蒋介石债务，愿意做顺水人情，表示可考虑。陈修良派人催促杨尽快拿到释放令。

4月5日，李宗仁签署释放命令，杨兆龙立即展开工作，大批政治犯陆续获释，许多干部得救并重新与组织联系。国民党决定“清狱”时，南京监狱已几乎空无一人。

三大战役结束后，陈修良不断思考如何组织群众里应外合，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。她多次召开紧急会议，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方案。

根据斗争需求，南京市委成立“警察运动委员会”，渗透警察局，争取实权人物，制定保护重要设施的方案。

随后，市委组织群众维护治安，保护工厂和迎接解放。多家工厂、学校成立应变或维持委员会，建立纠察和巡逻队，日夜保护公共设施。

获悉总统府留守人员掌管所有钥匙后，陈修良立刻派人做好思想工作，保护府内档案文书。

当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，下令炸毁港口机场时，南京市委组织纠察队、巡逻队和起义警察联合维护治安，保护城市设施。

最终，南京除少数设施被毁，其余均完好，水、电、交通均未中断。

国民党宣布“封江”，严格控制船只，使解放军难寻渡江船只。解放军渡江日益临近，陈修良多次布置相关船只调度。

4月23日上午，南京市委接到35军电报，称下午6时可到江北浦口，要求准备渡江船只。陈修良立即通知相关人员，下午4时起，船只陆续抵达浦口码头等待。

次日凌晨3时，35军1.5万将士顺利渡江，浩浩荡荡进入南京城。

六朝古都终于回归人民，南京解放以“和平解放”形式完成。陈士榘评价，地下党发挥了里应外合的关键作用，这种模式不同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坚。

打开这扇门的，正是以陈修良为核心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组织，以及2000多名地下党员。

南京解放后，中央下令重组南京市委，陈修良领导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完成历史使命。与她接触过的人无不称奇：“这个平时不